联系我们

天津清债公司

天津市经济开发区

总理的难题之三:清理债务

发布时间:2022-07-29

总理的难题之三:清理债务

导读:今年年初以来,中国经济增长疲弱态势渐显,多项宏观经济指标屡次低于预期,经济自主增长动力不足。其中,第一季度增长7.7%,第二季度7.6%,6月PMI指标显示,10 个月以来产出首次出现收缩,6月份进出口出现17个月以来罕见双双负增长。但是,新一届政府顶住了出台新经济刺激措施的压力。

回顾90年代,朱镕基担任国务院副总理和国务院总理期间,适逢我国从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的关键时期。中国经济面临一系列难题:通货膨胀、投资过热、三角债、机构风险积聚、中央财政紧张、国企效益低……在党中央、国务院领导下,朱镕基直接主持了财税体制改革、金融体制改革、国有企业改革、政府机构改革、投融资体制改革等一系列重大改革,趟过一个又一个雷区,实现了经济软着陆,初步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框架。1993年之后,中国开始真正加快了市场化改革的步伐,更坚决地朝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了。

1990年,中国经济整顿核心问题是清理三角债。1991―1992年间,“三角债”的规模曾发展到占银行信贷总额三分之一的地步,如同传染病一样困扰着中国经济。清理三角债,成为朱镕基上任国务院副总理后的第一板斧。债务问题盘根错节、涉及地方政府、银行以及企业众多,牵一发而动全身。

90年代:市场疲软 企业欠款严重

1991年,63岁的朱镕基从上海赶赴北京,出任国务院副总理,主持中国的经济工作。迎接朱镕基到来的是中国经济的“疲软”状态。在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,由于市场疲软,产成品积压,工交生产中流动资金不足的矛盾很尖锐,企业、单位之间互相拖欠货款和前清后欠的情况十分严重,像传染病一样困扰着中国经济。于是就有了1991年治理三角债。当时企业间连环拖欠货款形成巨额债务链,严重影响国民经济正常运行。

90年代:三角债形成 全国三角债累计达3000亿

1991年6月1日,李鹏同志主持国务院总理办公会议,研究清理三角债问题。当时,全国三角债累计达3000亿左右。1991年6月底,在开户的1万企业,“三项资金”占用达3523亿元,其中产成品占用达1306亿元,严重影响了国民经济的正常运行。许多企业转动不了,频频告急,要求尽快组织清欠。因此,国务院决定把清理三角债工作作为搞好国有大中型企业、提高经济效益的一个突破口。

形成三角债的主要原因,意识由于建设项目超概算严重、当年投资计划安排不足和自筹资金不落实,造成严重的固定资产投资缺口,形成对生产部门贷款和施工企业工程款大量拖欠;二是企业亏损严重,挤占了企业自有资金和银行贷款,家具相互拖欠;三是企业产品不适销对路或根本无销路,产成品占用资金上升,形成投入—产出—积压—拖欠—再投入—再产出—再积压的恶性循环。此外,商品交易秩序紊乱,结算纪律松弛,信用观念淡薄,也加剧了三角债。

90年代:雷霆手段 治本清源

首先在东北三省四市进行了清欠试点,明确了清欠工作的指导思想,立足于治本清源,从解决三角债源头入手,重点对固定资产投资项目拖欠这个源头进行清理,并狠抓了限产压库促销、调整产品结构和扭亏增盈。1991、92两年,全国共注入清欠资金555亿元,其中银行贷款520亿元,地方和企业自筹35亿元。

1991年,朱镕基从上海赶赴北京,出任国务院副总理,到京赴任之后,凳子还没有坐热,朱镕基就赶赴"三角债"纠结最深的东三省,亲自坐阵,现场清欠。他天津讨债公司提出注入资金、压货挂钩、结构调整、扼住源头、连环清欠等一整套铁拳式的解决措施,只用了26天,清理拖欠款125亿元,东北问题基本解决。

带着一片赞誉声,朱镕基回到北京。第二天他天津要债公司就召开全国清理"三角债"电话会议,他天津收债公司用长途电话、传真、电报向全国各地政府下达了一道口气强硬的"军令":"各地务必在1999年9月20日21时以前,将你省(区、市)固定资产投资拖欠注入资金情况(银行贷款、自筹资金和清理项目数),报至国务院清欠办公室,如果做不到,请省长、自治区政府主席、市长直接向朱镕基副总理汇报,说明原因。" 朱镕基还明令新华社、《人民日报》、中央电视台、中央人民广播电台,要求媒体给予监督,详细披露各地清欠的进展情况。在此后的半年多里,朱镕基限时清欠,令出必行,让各地官员无从躲避。到1992年5月,全国总计共清理固定资产项目4283个。困扰了中央和各地政府、企业数年的"三角债铁链"终于被解开。

90年代:重振国民经济 两年清理2190亿元债务

这是朱镕基从上海启程到北京后的第一板斧。由于他雷厉风行的风格,这项最难缠的活居然速战见效,得到邓小平以及举国上下的一片叫好。

两年共清理固定资产投资和流动资金拖欠款2190亿元,1991年清理1360亿元,1992年清理830亿元,实现了注入1元资金清理4元拖欠的效果。通过清理三角债,明显地缓解了企业资金紧张的状况,加速了资金周转,提高了经济效益,并使一大批原来亏损、微利企业转为盈利,增强了经营活力,对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。“懂经济”从此成了朱镕基的金字招牌。

地方债务危机来袭

90年代的三角债,牵涉地方政府与企业,企业与企业,企业与银行各方面的借贷链条,占银行信贷资产比例一度达到1/3,成为巨大的隐患。而今天,地方政府债务同样牵涉到城投公司、信托机构、银行、房地产企业等众多方面。

中国的地方性政府债务余额到底是多少?审计署、财政部、都在监测统计,对其统计口径不尽相同,公布周期也差别很大,彰显出地方债务的复杂性。

如果允许政府破产,中国至少有16个地区已经走到悬崖边——根据国家审计署近日公布的第24号公告,截至2012年年底,抽查的36个地方政府(15个省及其省会城市、3个直辖市及其3个市辖区)债务余额3.85万亿元,存在偿债压力大、借新还旧率高、变相融资突出等问题,其中有16个地区资不抵债。其中向“其他单位和个人”的借款增速达到125.26%。这些融资方式隐蔽性强,不易监管,且筹资成本普遍高于同期银行贷款利率,蕴含新的风险隐患。

数据显示,2011年中国政府债务占GDP比重达到38%左右。据测算,若考虑隐性和或有债务,中国政府债务占GDP比重在2012年至2050年间将持续保持上升态势,到2050年将升至107.7%。

今年年初,索罗斯警示称,中国的影子银行、政府融资平台及房地产信贷引发的坏账风险浮现。地方债数额已到了不容忽视的地步。地方债务的快速增长在这几年不断给中国经济敲响警钟,尤其是很多藏在黑箱里的隐性债务仍是个未知数。

地方政府巨额债务的主要抵押和偿还模式是土地,如果国家经济下行,房地产市场不振,土地变现困难或者价值降低,地方债务就会偿还困难,甚至发生资金链条断裂,引发大型金融风险。地方政府债务是悬在中国经济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。